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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61废除徭役（第3页）

明初人叶子奇在《草木子》里记载：“元朝自世祖(忽必烈）混一之后，天下治平者六、七十年，轻刑薄赋，兵革罕用，生者有养，死者有葬，行旅万里，宿泊如家，诚所谓盛也矣!”

明朝修订的《元史卷五十八》也记载：文宗至顺元年，户部钱粮户数一千三百四十万六百九十九，视前又增二十万有奇，汉、唐极盛之际，有不及焉。

明末史学家谈迁云也记载道：“宋时亩税一斗；元有天下，令田税无过亩三升，吴民大乐业，元统、至元之间，吴中富盛闻天下。

……盖吴中之民，莫乐于元，莫困于明，非治有升降，田赋轻重使然也。”

由此可见，明朝人自己都认为明税重，羡慕前元统治下百姓安居乐业。

甚至，连创立大明王朝的朱元璋都认为元朝灭亡的原因，“概因为太过宽容而失去天下”。

在其所著《皇明宝训》中载，“朕观元朝之失天下，失在太宽。昔秦失于暴，汉兴济之以宽，以宽济猛，是为得之。今元朝失之于宽，故朕济之以猛，宽猛相济，惟务适宜尔。”

严格说起来明朝税轻，轻在商税，是商人喜欢大明。

别觉得南宋是不是应该最为商人钟爱，毕竟政治环境支持经商，实则不然。

宋朝中商贾，但对商贾征税极重，而且宋朝插手商业活动，往往都是依靠政治权利垄断上层利益，商人只能分食下层蛋糕。

宋、元都不禁海，都支持商贸，但官府垄断了各种关乎于民生的产业，甚至是官府还直接参与了航海、丝绸、茶叶、瓷器、酒类等等商业之中。

特别是元朝，不仅仅是皇帝，还包括其他封君、地方官员，都有自己的“斡脱商”。

这些“斡脱商”不仅仅掌握了工匠、土地等第一手资源，他们还参与到放贷业和包税业中。

就导致了一种畸形社会体系的出现，即繁华的商业背后，农户、贫民阶级苦不堪言。

所以当明朝建立之后，朱元璋对商人阶级的打压，是极为残暴的，税轻也是不得已在明初的需要。

只不过他应该没想到，明初过后商人实力死灰复燃，对朝政影响更大。

而在元朝，虽然天赋轻，但徭役过重，毕竟展商业需要大量人工，何况从元朝起黄河也不安宁，所以后世也有说元朝是因为治水而失天下。

“记得一条鞭法里可是准许百姓以钱粮抵徭役。”

魏广德则马上说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为何不按太祖定下的田赋执行，而将出千万石税粮看做百姓上缴抵徭役的银差，户部摊派徭役时减轻分摊。

之前商议一条鞭法时我就提出，朝廷应该取消力徭，改为朝廷就地雇佣百姓。

因此，役银应该摊入各地田亩之中，百姓不再负担徭役。

到现在，善贷依旧如此坚持，非如此不能减轻百姓负担。”

魏广德开口说道。

后世都说张居正推行“一条鞭法”把赋役、杂税都摊入，其实不然。

一条鞭法只是把天赋、杂税和部分徭役摊入其中，丁税和由丁税形成的徭役依旧存在。

这也是为何到了清朝雍正时期，朝廷才推出“摊丁入亩”的原由，彻底把丁税取消，摊入田税之中。

魏广德坚持的，就是把雍正推行的“摊丁入亩”加入其中，让百姓彻底摆脱赋役，真正做到无地百姓不交税，有地有财才缴税。

魏广德和张四维争了几句，张居正都是倾听。

其实他最初清丈田亩，考虑的只是补上失额，即所谓“明清丈之例，谓额失者丈，全者免。”

只要地方上能足额上缴粮税，其他都不重要。

只是他也没想到，清丈后田亩增加如此之多，反而生出纷争，也就是到底按亩征税还是按全额摊派。

毫无疑问，他希望朝廷财政富足，那按亩征税扩充朝廷财源就是好事儿。

但如此做下去，百官那里怕是阻力很大。

不说旁人，但就他老师那里，拥有庞大田亩，还多是重税田地，这交起来可不是个小数字。

松江府的田地，可是按照每亩八升征税，仅此于抄没的官田。

“善贷提议用增收的粮税抵偿徭役，确实可减轻百姓负担，只要把丁税也编入，那失地百姓几乎就不用再交税了。”

张居正略一沉吟就说道，“失地百姓，本就生活无依，以粮税抵偿徭役倒也是良策。”

“可是如此，若朝廷兴大工该如何？到时不还是得摊派徭役。”

张四维开口说道。

后世六七十年代，国家也主持兴建大量工程，都是召集大量民众，虽然算工分，但实际上还是类似于古代的徭役。

而这个时候，凡是朝廷有大工程，往往都会大肆征附近百姓做工，解决人力难题。

“兴大工时，朝廷依旧拨银，雇佣百姓劳作就是了。

只要做事，都该获得工钱。

百姓其实苦的就是徭役，若是此事做成，我大明百姓将再不复因徭役而破家之祸。”

魏广德开口道。